屈指算来，离开仁怀一中已经整整26年。26载斗转星移，26载岁月流逝，记忆深处，有些东西已经模糊，而有些东西却异常清晰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——

学生食堂

◇     陈 飞

    对于家住二合小镇却远赴中枢求学的我来说，1978年3月到1982年7月四年多时间，仁怀一中学生食堂，最让我刻骨铭心、永生难忘。

       食堂设在操场西边一幢灰白色的老楼里。从两边斜斜的爬上大概十来级石梯，便可来到一个大概百余平方米的戏台子。台子正对着食堂大门，里边便是一间两百来个平方米的就餐大厅。于是乎，1500多个或长或短的日子，每天早晨、中午、下午，我和包括后来到一中就读的弟弟陈滔和一两百学生，都要在这里狼吞虎咽，对付那好象永远填不饱的肚子。

       父母每月给我和弟弟各12元，交到食堂9元（另外要交粮票），一天也就是3毛的伙食费吧。而那年月，父亲在供销社月薪52元，母亲教书月薪40元，92元的工资要花去42元供我们“三匹钟”读书哩（大哥读大学每月20元）！

       早餐和晚餐，是清一色的馒头。一中的馒头，远近闻名。食堂里的几位大妈，年年蒸馒头、月月蒸馒头、天天蒸馒头，手艺炉火纯青。家住中枢的读书娃儿，却亲切的叫它馍，特别青睐。比如死党何鸡母之类的，就经常找我或姚辉蹭上几张馍票，便一脸的喜色啰。一天两顿雪白的馒头，也许，对于贫困饥饿的人来说，对城里那些不经常吃的同学来说，是一种幸福。而对于天天吃的我们来说，无异于是一种折磨：那种形同嚼蜡的感觉，那种深恶痛绝的吞咽，以至于到近30年后的今天，仍旧记忆犹新。但应该公允地说，那年头大米杂粮三七开，象我这种吃购粮本的和那些农村来读书的学生来说，能够吃上馒头，已经是很不错的了。

       中午，当然是吃米饭。8个人一桌，凑好8张票，递到食堂高高的柜台后，大妈们便哐当一声递出一盆饭、一盆菜。莱有时干、有时稀，大多是南瓜、青菜、四季豆、萝卜之类的，里面总是混杂着一种让人怀疑的颜色。8个人里，大家公推出一位厚道、不贪小便宜的人，便一勺勺将饭和菜均分成八份。于是，大家欢天喜地端着饭盒，漫步到戏台的石坎上或是操场的一个角落里，吃了起来。

       按照规定，学生食堂一个月打一次牙祭。一个月里，最让人兴奋的，当然是吃肉那天了！吃肉，首先要到后勤杨汉青老师（后来是吴明光老师）那里将饭票换成肉票，一个就餐户头只能换一张。也许是两位老师喜欢我们两兄弟读书成绩好，我和弟弟每次都能多搞到一张肉票！那真象是过年啊，8张票凑好了，打饭的人小心翼翼将饭盒和肉盆端来，大家目光炯炯盯着那盆肉，馋涎欲滴，眼珠子只差掉了进去。分菜那人这时更谨慎了----分肉，可不同分其它菜，哪个多了，哪个少了，是要引起公愤的。分完了，我和弟弟各自端着装得满满的两份饭和肉，悠闲地找一个角落，大快朵颐起来。那一天，那种时刻，那种快乐，是今天吃什么再好的东西也无法比拟的了……

   （作者系仁怀一中校友、仁怀市对外宣传中心主任，《中国酒都报》总编辑）